标题：【文人书家】——兰干武

                                            兰干武/文

      读过刘熙载《书概》的人知道，他认为写字就是写一个人的才志、心性，就是写书家自己，即书如其人。说得再具体一些就是“贤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沉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云云。

      我是很信服刘熙载的。所以，我一直都力挺“人品即书品”这句话。一个人的字可以写得差一点（闻道有先后，习字也有先后），但，格调不能低。格调低就俗气。俗气的东西就不雅。不雅的东西就不能与书法*边。庸俗的人是不可以言谈书法的，所谓“非志士高人,讵可与言要妙”，正是。

      诚然，一件神品，仅仅是格调高，还是不够的，它必须要有技法作基础。

      由技进乎道，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只有在技法娴熟的时候，才有可能创作出好的作品。但是，有了技法就能创作出好作品吗？显然是不能的。关于这一点，孙过庭的“五乖五合”说得清楚明白，毋庸赘言。所以说啊，真正意义上的创作，难。不是揣上笔，就可以赶场子。

      就我个人而言，不单单是因为创作难，就少创作，而且还因为杂事多，没有时间创作。除了一些应酬之外，我有时间大多是临帖，或者抄书。我会经常把一些抄书的所谓作品寄给朋友们，不是因为自己的字好，而是内容好，佳句共欣赏。

      因了是抄书，所以很轻松。没有太多讲究。当然，有意识无意识间，笔下也会流露出自己临帖的体悟，却不知是否入时人眼。

      章祖安先生认为一件好作品，必须具备“清、厚、奇、古”，所言极是。反观我自己的作品，应该说“清、厚、古”的气息还是有的。不过，清到什么程度？厚到什么程度？古到什么程度？这是无止境的，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关于“奇”，有朋友说是因为人太老实了，只能写老实字，也许吧。可是，我又有些不服气，老实人就奇不起来吗？关键还是功夫做得不够深啊。

                                                              己丑大暑于东湖可罗堂

      初识兰干武，是在《书法报》上读到他评论书家的文章，虽未谋面，其文风与学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近来，又集中读到他的书法作品，大多是发表过的，也有没发表新近创作的，篆隶行草皆有，数十幅风格各异，沿着那笔墨勾勒的小径一路走去，仿佛置身于一处景色奇异的山水园林，或高耸突兀，或舒缓畅达，或空明远阔，或凝滞涩幽，徜徉其间，气爽神怡。

      兰干武对书法真谛的领悟是清醒的，没有盲目的肯定与否定一切，而是在继承与创新之中努力寻求一种平衡，不守旧，不乖张，博采众长。因此，从他的书法作品可以看出，既有古法深厚的根底，亦有流行书风飘忽的影子，拙朴、灵动而又洒脱，这要得力于他多年当书法编辑见多识广及对书法艺术的挚爱。

      常言道：字如其人。我与干武先生相识虽然时间不长，但他给我的印象却是深刻的：热情、干练、谦和、内敛，胸中有数，却不张扬，似文弱，却刚毅。就像他的章草书法，一笔一划，法度谨严，谋篇布局，匠心独运，看似无心，却是有意，意到笔到，古意犹存，能达到此境界，与他多年临帖是分不开的。书之妙道，神采为上。透过兰干武沉静的表面，我猜想他内心深处一定还有一条激情奔涌的暗流，飞波溅浪，拍岸而歌，只是在世俗的生活面前，理性的外衣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它遮蔽了，不然，何以能书写出“帝子潇湘去不还，空余秋草洞庭间，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那样“宛若银钩，漂若惊鸿”的作品来！而他不经意间大书的一个“情”字，淋漓痛快纵情洒脱之后，又添注一行小字：“今生当被此物累，奈何”，正恰巧透露出他内心深处的秘密。干武先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使他常常“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同时，他对工作对生活也是充满激情，特别能吃苦忍耐的人，只是他把所有的情感都压缩进内心，不轻易示人，不论是幸福、快乐、痛苦或抑郁都独自承受，所以感觉到累是情理之中的事。其实他一语中的的，又何尝不是芸芸众生共有的感受。

      “诗言志”，书亦写志。所以古人云：“华之外观者博浮誉于一时，质之中藏者得赏音于千古”。独抒性灵，高标一帜，是每一个书家都企望达到的境界。从这个层面上讲，作为诗人的兰干武，他自作自书的抒情诗十九首便有其独特的意义，那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他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情感的自然流露，因此更值得珍视。记得干武先生还出版过一本散文集《隔岸琵琶》，他的同乡诗人刘益善还专门写了一篇《隔岸琵琶隔岸谈》的文章予以评介，虽然我没有读到那本书，但我觉得“隔岸琵琶”这个书名好，有诗意，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

      “秋水满地花满座”，“天机流露出精神”，我想，书法大体也该如此罢！

      与兰干武先生认识多年，他的艺术执著和学术正直给我以深刻印象。

      北大书法所成立以来，干武一直全力支持北大书法所，及时刊发多篇关于书法所的新闻消息，并在书法所刚成立之时，就对书法所的发展发表过专访，并将我提出的“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书法国际化”“文化书法”等做过深度报道，使人们更准确地了解了北大书法所工作目标。

      干武先生在书法理论上用工颇勤，他任主编的《书法报》在理论建树上有目共睹，影响着中国书法的发展。不仅如此，干武先生还在书法创作上颇有收获，其书法能够坚持守正创新而自成面目。

      观干武的书法，线条厚重朴茂，结体宽博自然，用笔精到而重生命气息，墨色华滋而给人笔下生风字字入神之感。我注意到，在他书法作品中，善于从古典经典中吸取精华——从秦篆汉简敦煌写经中寻找充满天趣神骏而未经过分修饰束缚的书法，使其书法精神与先人的精神意象接通。

      兰干武先生的书法有一个特点：清新自然、通透洒脱，心灵之笔出于人生领悟之后的真情怀，书法线条的舒和与人生怅触无边暗合。不管是巨幅作品还是小小手札，都呈现出一种自然清逸。在篆书对联和隶书对联的用笔上，在线条的老辣中增添了一些民间书法的无为意趣，在表面轻松自得中蕴含着笔力的遒劲，在天真烂漫的章法中透出其自由无拘的意绪。

      中国书法有一个重要现象，即纸张尺幅在明中期以前大多是较小的尺牍横批。尽管象米芾这样的宋代大书法家也尝试过写大字，并在《海岳名言》中说道：“世人多写大字时用力捉笔，字愈无筋骨神气，作圆笔头如蒸饼大，可鄙笑。要须如小字锋势备全，都无刻意做作，乃佳。”但真正普遍写中堂大字是明中叶以后的事。随着建筑空间的廓大，人们对书法视觉感受性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书法作品在整体气象和结构笔墨上有重大的拓展。这种拓展不是将小字放大，而是一种突破性创新——徐渭消解了中锋行笔的古今不二笔法，大量使用侧锋用笔成一时之仿效；而王铎更是深谙二王精神，在丈二条幅中任笔狂书犹如刀枪剑戟大气盘旋，章法上使直贯的行气转变为无行不歪无字不歪的王体风格，影响深远。我在仔细观看干武的书法作品时注意到，他善于感悟笔法章法和运用涨墨枯墨，在大作品中坚持书意中笔力沉雄而意气沉郁的忘我境界，作品气息透露出其专业精神。

      今天一些书家很难抵御诱惑，再也不像古代文人书法家那样在书法中灌注自己的心性操守，而错误地走上一条“技巧突围”的道路，那就是“变心以从俗”——在形式技法上刻意标新立异，从而掩盖文化精神的本质贫困。我高兴地看到，干武坚持自己的书法理念，走一条守正创新的书法大道，相信未来的岁月中，干武的书法人生会更加丰满，作品会显出更为成熟更为精进的境界。

                               “蓝 桥” 琵 琶

                                                斯舜威

      干武兄10年前出过一本随笔集，书名很别致，叫《隔岸琵琶》。我已经浏览了好几遍，连序言后记都没放过，仍意犹未尽，有时还会从书柜抽出来翻翻，似乎盼望书搁久了就会长出几篇新文章来似的。几次碰到干武兄，我都要问这个书名的深层含义，谈论书中叙述的质朴无华的故事，以及同样质朴无华而凝练简洁的文字。

      干武兄本质是文人，是文人，就容易惺惺相惜，意气相通。干武兄曾经是一位文学青年，就如同我当年也曾经是文学青年一样。二、三十年前，爱好文学是一件纯真美好、充满梦想的事情。那时，即使已经发表了不少作品，是绝不会自称作家的，“文学青年”四个字已经足以让人陶醉，不像现在的书法爱好者动不动以书法家自居。就这样谦逊沉静地在文学的小径上走着走着，不知不觉走上了书法的“岔道”，以为迷了路，以为读了那么多书、爬了那么多“格子”都变成无用功，实则歪打正着，殊途同归，命运如此安排，是大有用意的。看了干武兄的书法，我深深觉得，他有如此“墨韵”，与厚实的“文功”积累是密切相关的。 有了“文功”，有了“墨韵”，他身上具有浓浓的书卷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干武兄曾经是一位桥梁建设技术人员，为建大桥走南闯北。“隔岸琵琶”的意象，就来自于他在九江建桥时遥望浔阳江头的幽眇情思。第一次和他见面时，我曾惊诧地问：“你为何转行啊？造桥不是很好吗？”这样的发问，只能出自于单纯的“文学青年”之口。记得他当时的回答有点期期艾艾，以致我早已忘却了他当时拼命解释的理由。现在知道，其实人生是不需要理由的，而且，从本质上说他依然在“建桥”。他虽然早已和那支曾经朝夕相处的建桥大军惜别，而成为中国书法界第一大报《书法报》的执行主编，我以为他现在仍是一名“桥工”，在建书法教育、书法普及之桥，在建和书法家、书法批评家以及广大读者沟通之桥。他本姓蓝，曾为重修蓝氏族谱写过典雅蕴藉的序文，后来可能因为贪图笔画简单而习惯于用“兰”，因而，我在动笔写这篇文章时，突然想到了两个字：“蓝桥”——蓝氏之桥，也不失为一个动听的令人遐想的名字啊！

      当年，他踯躅于浔阳江头对岸，寻思是否越江而过，去寻访白乐天遗迹、琵琶女遗韵。寻思了半天，最后没有去，他决定“随时随地或欢悦或忧郁地弹弄自己的‘琵琶’”。也许他是对的，枫叶荻花，江月茫茫，那是千载才子佳人的琵琶，他们用“相逢何必曾相识”为琵琶注入了全新的内含，从此，相逢相识、相近相通、相知相交、相亲相爱者，纵然从未涉足浔阳江头，只要有了自己的“琵琶”，只要能领悟别人的“琵琶”，就能心有灵犀一点通。瑶琴和琵琶，都成了知音的别名。

      这些年来，干武兄一直弹着自己的“琵琶”。

      他用“鉄肩道义”弹着他的“琵琶”。《书法报》以敢于发表言论著称，而言论恰恰是一张报纸的生命力所在。我也曾主编过报纸，知道作为社会公器的报纸理应仗义执言、主持公道，但更知道在当今社会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作为主编需要有胆有识。这些年来有那么多作者在《书法报》开辟专栏，自由地发表言论，其中不乏观点尖锐、言辞激烈者，但《书法报》都能兼容并蓄，这一点实在难能可贵。可见从舟恒划社长、干武兄到整个《书法报》团队，都秉承了“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优良传统，非“文人办报”，不能及此也。《书法报》弹出的一阵阵“琵琶声”，引起了多少读者的共鸣！

      他用“篆隶楷草”弹着他的“琵琶”。评价一位书法家四体皆能，是一件比较犯忌的事情，一则已经用滥用俗，二则常常名不副实。但我不得不说，干武兄在篆隶楷草诸体上确实是下过很深功夫的，章草古朴老辣而不失灵动，隶书稚拙凝重而时或顾盼生姿，或许是我自己多写行草的缘故，我对干武兄的行草书尤为关注，觉得他的行草有扎实的篆隶、章草功夫打底，用笔厚重简洁，使转有致，得心应手，能游刃有余地舒展胸襟，文气馥郁。其墨韵，不啻袅袅琵琶之声，让人为之陶醉。 

      他马不停蹄奔走四方弹着他的“琵琶”。他编务繁忙，但“一线访谈”采访名家时，常可看到他亲手操刀。“市县平台”走进某地时，常可看到他的身影。他指点江山评点着各地书法家、书法爱好者的作品，毫不吝啬地播撒着他的“琵琶之音”，播种机般播撒着对书法的热情。以书会友，肯定有不少知音，为他的“琵琶之音”所动。其他地方我不知道，我的家乡，是有他的“铁杆粉丝”的。那一次，我陪他走进我的家乡诸暨，走进我的老家斯宅，在参观百年名校斯民小学时，我对他说：“这所学校的原校名是康有为写的，现校名是邵华泽写的；原校训是沈曾植写的，现校训是刘江写的，可堂先生到此，可否留下墨宝？”干武兄闻言，慨然允诺写字，校长大喜，立马铺毡研墨，干武兄挥毫写就一幅四尺整张书法，“树人铸魂”四个大字，力透纸背。我对校长说：“请兰主编带回去盖了章再寄回来吧！”干武兄却笑呵呵地说：“我带了一枚印章。”说罢，果然出人意料地从腰间解下一枚印章，认真地钤上，众人见了，为之鼓掌喝彩。校长非常珍视这件墨宝，不久就做好镜框悬挂于校史陈列室，并挂到了学校网站上。后来每当我陪友人前去，他时不时会冷不丁隆重介绍：“我们学校有《书法报》兰主编的墨宝呢！”我心想，如果干武兄听到，其感动，当不亚于泪濡司马青衫也。文人所求何为？难道还不是求得“天下谁人不识君”吗？

      干武兄又一本作品集要问世了，距离《隔岸琵琶》正好10年。10年修炼，其功夫更上层楼自不待言。这次不再“隔岸”了，应该走近些，再走近些，或者就在桥上——“蓝桥”之上，弹一曲心中的“琵琶”。

      他在桥上弹“琵琶”，听“琵琶”人在四面八方看他。桥上桥下，皆风景也。

      在遥远的平闲堂，抑或在古风犹存在南宋都城遗址玉皇山下，干武兄，我会静静倾听，静静凝望的。 

                                          2010年4月14日夜草于诸暨平闲堂

                                          翌日下午改定于玉皇山下浙江美术馆

                      有一种表达叫和谐

                                             刘富道

      干武的斋号为可罗堂。一日到可罗堂小坐，干武送我篆书一幅，书“中庸”二字，题款写道：“中庸之道乃天下之大道也”。干武接受《书法》杂志记者专访时，称自己崇拜的古代书家首推王羲之，“他的作品是中庸的。中庸的东西更接近高雅、完美。”看来干武对于中庸之道情有独钟。

      我是在为干武即将出版的书法作品集写文章。为了能够说几句由衷的话，说几句切题的话，用了两周时间读儒家经典《中庸》，读陈方既先生的《中国书法精神》，并同朋友一起探讨：中庸的东西是不是更接近高雅和完美?

      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应该算是高雅之作，完美之作，不然历史上不会有那么多大家临摩。清人刘熙载《艺概·书概》称：“右军书以二语评之曰：‘力屈万夫，韵高千古。’”这无疑是高雅完美的境界。我们今天看到的《兰亭序》几个通行版本，并非真迹，但在我们的意识里，已经把某个临摩本视为真迹了。其实王羲之的作品，不只是一件书写作品，它更是一件文章作品，而且它是因为写序的需要，才成为一件书写作品。当年的兰亭雅集，有文人三十余众，以书写水准而论，王羲之是不是排第一，其实并不重要。众推王羲之写序，首要的条件，应该是他的文章写得最好，而且威望最高。《兰亭序》能够流传下来，在书法界之外也广为流传，实在是因为它是一篇绝妙的散文。《兰亭序》的精神是什么？就是惠风和畅，就是和谐，就是中庸。《兰亭序》其文其字，是一种和谐的表达，是直抵读者心灵的抚摸。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兰亭序》中不协调的“癸丑”两字，以及一处添加和多处涂改，所有临摩本都照搬不误。如果今天书法班的学生作业是这个样子，老师肯定会扣好多分呢。然而瑕不掩玉。如果后人把这些不尽人意的部位一一加以修正，就像给断臂维纳斯加上一条手臂，效果只能适得其反。

      有关中庸的通常解释是：不偏，不倚，中和，平常。这样的解释，已经造成今人的曲解，几乎把中庸与平庸，与和事佬，与非正义感，与不求进取划上等号，或类似等号。我之所以不能一下子接受干武的“中庸的东西更接近高雅、完美”之说，原因也在这里。其实在儒家思想中，也认为“极者，中之至也”（《衍极》）。王羲之正是在“力屈万夫”的进取中，攀登上书圣的宝座。

      干武有很好的古文修养，正是得中庸之道，才在书坛赢得一席之地。细读干武的书作，跟踪他的实践轨迹，不难发现他心灵深处，常有不安分的躁动。他也在求变。向何处变？拙。他在隶、草、行各书体中求拙。当代的所谓流行书风，除了少数痴迷丑书者外，绝大多数试验者是在热衷于求拙。真正求拙有成者，是那些既大胆向极端奔去，又把握有度不掉下悬崖的人士。可以这样说，谁能在大拙中寻找到新的和谐，达到新的完美的高度，谁就胜利了。干武的系列作品古诗十九首，均为68cm×68cm的斗方，同一字体在不同报刊上，有的标明为行书，有的标明为章草。我觉得两种称谓都不为错，这正是书家在行书中求拙，在章草中求拙，两者不期两遇地*近了，成为一种干武式的章草，你说是干武式的行书也无妨。

      他书中的拙形拙神，也让我不能不久久深思。我与友人赵金禾先生探讨《易经》，话题就突然跳到干武身上。中国人熟知的太极图，就是伏羲对于宇宙的和谐表达。太极生两仪，一阴一阳，就包藏了宇宙、社会和人生的千变万化。变化中的和谐，和谐中的变化，是万事万物的规律，也是人类艺术的规律。七千年前的《易经》，也让我理解了的干武“中庸的东西更接近高雅、完美”之说。此公说得也很有分寸，使用的是“接近”这个词。好啊，接近是我们追求的一个诱因，接近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灿烂，我也不禁要为于武的思考与实践叫好。

      书家没有文学的支撑难以成大气候。试想一个连题款都让方家见笑的写字人，怎么可以登上大雅之堂呢。而我见到的可罗堂，可谓翰墨香啊。干武本该是一位优秀的抒情诗人，读其写于青春躁动期的“旧作”十九首，我一点不怀疑他具有诗人的深厚潜质。干武本该是一位优秀的桥梁工程师，他懂得江河和浪花的含义，有着大桥人的浪漫情怀：“我要走了，把家搬在水上，搬在浪尖上，这是已久的向往” 。“开拔的含义是一个故事的结束，也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干武完全可以去写散文随笔，写长长短短的小说，他有《隔岸琵琶》的底气，写什么都会不在话下。而他却要去钻研书学，苦练字课，另辟蹊径。9年前，凭着他的实力——已经发表的一堆书论，还有一手好字——应聘成为《书法报》的主笔，随后又顺理成章地成为执行主编，办报办得有滋有味。这些年我常常在这张报纸上读到干武发表的重头文章。这些文章，写书坛名儒，写学界纷争，写文房四宝，都透露出广博的学养，让我一次次产生敬重感。在书坛卓有成就的干武说：“我想退休之后写一部长篇小说，圆我的文学梦。”我相信干武能够如愿。不过，那还得苦等多少年呢。

                                               2009-12-8  写于东亭人家